馮文開：《格薩爾》多民族交融的特點與啟示

【內容摘要】多民族共創、共享、共傳的英雄史詩《格薩爾》，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多民族之間相互理解、相互欣賞、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的范例，生動地展現了少數民族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漢族文學對少數民族文學的影響以及少數民族文學對漢族文學影響的特點，對深刻理解和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有著獨特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多民族學者構成的研究隊伍對《格薩爾》的搜集與研究不僅是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與文藝政策的典范，更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動實踐。應該客觀地描述《格薩爾》流布過程中呈現出的中國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和現實，科學地闡釋其呈現出的特點和規律，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建設提供重要的支撐和啟示，充分利用人文數字技術，使《格薩爾》以多模態的形式走進中國各民族生活中，成為中華民族共享的文化符號，進而有效地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工作向縱深發展。

【關鍵詞】《格薩爾》；多民族；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作者簡介】馮文開，江西宜黃人，1974年生，法學博士，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民俗學、史詩學與口頭傳統研究。

【文章來源】《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2期。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史詩研究百年學術史”（項目編號：18ZDA267）；“內蒙古自治區高等學校創新團隊發展計劃支持”（項目編號：NMGIRT220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正文

中國各民族文學自古以來就在相互交融、相互影響中向前發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存的中華文學共同體格局，其中，《格薩爾》是中國各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交流交融的范例，對深刻理解和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有著獨特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迄今為止，《格薩爾》的形成與發展、人物形象、主題思想與藝術特色、情節結構與母題類型、說唱藝人、社會文化價值等諸多學術話題得到了較為廣泛的討論，王興先、扎西東珠、李連榮、意娜等學者從學術史的角度對此進行了總結與反思。學界對《格薩爾》呈現的各少數民族文學之間相互影響的狀態也給予了較為充分的關注，從比較文學視域出發來考察藏族《格薩爾》與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普米族等不同民族的《格薩爾》之間的異同，以對藏族、蒙古族《格薩爾》關系的討論最為熱烈，成果最多。但學界尚未從整體上梳理與闡述《格薩爾》展現的少數民族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少數民族文學對漢族文學的影響、漢族文學對少數民族文學的影響及其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重要的是發現、發掘、呈現已有的交往交流交融事物和事項”，本文擬對《格薩爾》在中國境內流布過程中，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和客觀現實進行較為系統的描述，分析其呈現的狀態與特點，探討其對增進中國各民族之間彼此的文化認同提供的啟示，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建設和實踐工作提供學術支撐。

一、多民族共享共創

《格薩爾》是關于英雄格薩爾一生業績的神圣而宏大的敘事，經由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文化層次結構的無數說唱藝人不斷地創編與傳唱，已經形成了氣勢恢宏的多民族共享共創的史詩演述傳統。《格薩爾》最初流傳于我國藏族的傳統社區和聚居地，以韻散兼行的形式演述了格薩爾投身下界、賽馬稱王、降伏妖魔、抑強扶弱、安置三界以及完成人間使命返回天國的英雄故事。隨后，在藏族與國內其他少數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藏族《格薩爾》的流布范圍不斷得到擴展，逐漸在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普米族、白族等國內眾多民族的民眾中傳唱，《格薩爾》逐漸由區域性的史詩演進為多區域、多民族共享的史詩，成為多民族民間文學交融并持續發展的生動實踐和歷史見證。

在我國，藏族稱格薩爾故事的說唱傳統為《格薩爾》，蒙古族則稱其為《格斯爾》，而后它們被統稱為《格薩（斯）爾》，土族和裕固族流傳的格薩爾故事常被稱為《格薩爾》，白族流傳的格薩爾故事被稱為《夏宗格薩爾》，而普米族則稱其為《沖·格薩爾》等。“流傳、借鑒、因襲得來的作品，落入新的民族、新的地域、新的社會環境、新的文化環境，自然要相應地變異。”《格薩爾》存在的多種樣態正是在多民族文學交融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不同民族在演述格薩爾故事的過程中，都對其進行在地化的處理，使其適合本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將其融入本民族的口頭傳統建構的口頭文學生態系統中。因為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諸多民族在語言、歷史、文化上的差異使他們在演述《格薩爾》中操用的語言、具體的演述方式以及情節內容上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差異。王沂暖、齊木道吉、徐國瓊、烏力吉、趙秉理、哈·丹碧扎拉桑等學者對《格薩爾》與《格斯爾》的關系進行較為詳盡的闡述，王興先、鐘進文等對藏族、土族和裕固族的《格薩爾》展開較為全面的比較研究，徐國瓊、李沅、諾布旺丹等比較了普米族的《沖·格薩爾》與藏族《格薩爾》的異同，這些研究成果深入挖掘了中國不同民族的《格薩爾》所承載的本民族的文化內涵，揭示了其獨特性，包括了獨特的人物、故事情節及其寄托的獨特的審美情趣。這些研究也闡明了藏族《格薩爾》與國內其他少數民族的《格薩爾》以“同源異流”的姿態各自發展，他們說唱的《格薩爾》成為今天所見的蘊含著各自民族詩性智慧、自成體系的史詩集群。

《格薩爾》在國內多民族之間流播是少數民族之間文學認同的產物，突顯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中國各民族并非固步自封，而是相互之間兼收并蓄，開放包容，積極主動地相互學習和借鑒各自所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不斷創造出富有自身特色的新文化形態。正是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藏族《格薩爾》在國內其他多民族文化中開花結果。同樣，《格薩爾》在不同民族文化中呈現出的多種形態突顯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毋庸談及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的改編和創新，僅就演述形式就可以說明這一特性。藏族《格薩爾》以“伯瑪”說唱體為主，說白使用散文體，鋪敘故事，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表唱則使用韻文體，描述英雄、戰馬、自然景物、心理活動以及戰爭的場面等。藏族《格薩爾》有80余種說唱曲牌，其說唱藝人常常能夠十分嫻熟地運用各種各樣的曲牌、語調、聲腔等技藝方式，結合表情、身姿、手勢、眼神等身體語言說唱故事，演繹情節。蒙古族《格斯爾》以韻文吟唱為主，間雜散文敘說，其說唱藝人多用馬頭琴和四胡伴奏，其語言簡潔生動、悅耳動聽、富有極強的表現力和感染力，融匯了好來寶、胡仁烏力格爾等民間曲調的說唱風格。土族和裕固族《格薩爾》的說唱則“既有藏語唱、本民族語解釋的韻散結合體，也有全用本民族語講說的散文體，還有部分全用本民族語說唱的韻散結合體”。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諸多民族在演述《格薩（斯）爾》中操用的語言與演述方式上的差異性使各民族的《格薩爾》既具備了共有的精髓與內涵，又具有了本民族內在的精神追求和民族風貌。這種文學現象是藏族和國內其他民族文化創新性交融的重要體現，是國內諸多民族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具體實踐，而這種創新性使《格薩爾》說唱與傳承永葆青春，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并不斷強化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內在意識。

其實，在世界各地的史詩演述傳統中，除了《格薩爾》之外，《摩訶婆羅多》與《羅摩衍那》也是由特定民族和區域的史詩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疆界傳播到其他民族和區域，并成為多民族和多區域共享的史詩。《摩訶婆羅多》與《羅摩衍那》起初流布于恒河上游地帶，而后擴展到印度的其他區域，并且在由特定區域向多區域流布的過程中“得到不同區域傳統的修飾與雕琢，區域性的歷史述說逐漸減少，敘事的慣例逐漸增多”，進而演化成印度各個民族共享的史詩。同樣，《格薩爾》經由青藏高原向蒙古草原、祁連山脈、藏彝走廊等多個區域的多個民族流傳，而在向多區域、多民族的流布過程中，《格薩爾》演述傳統不斷地吸納和消化不同民族或不同區域的新的敘事要素，其形式和內容相應地發生各種程度不一的變化，其內部認同功能大幅度地弱化，而其娛樂功能則較好地得到保存，并在各個傳統中得到個性化的發展。例如，在遠離涉藏地區的布里亞特蒙古《阿拜格斯爾》中，藏族文化因素較弱而蒙古敘事藝術因子則極為鮮明。這表現出《格薩爾》強大的包容性與輻射力，具有不同民族風格與特征的《格薩爾》極大地豐富了《格薩爾》演述傳統的文化內涵，中國多民族的共享與共創使《格薩（斯）爾》成為融匯中國多民族文化的有機共生的文學共同體。

誠然，《格薩（斯）爾》的說唱方式、情節和內容在中國境內不同民族的流播過程中會因不同民族的口頭傳統、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是不同民族的《格薩（斯）爾》說唱藝人用各自母語講述的故事都是格薩（斯）爾的豐功偉績，其主要人物和故事情節框架基本一致。格薩（斯）爾是中國不同民族的《格薩（斯）爾》中共有的英雄，出身高貴，具有非凡的力量和強烈的榮譽感，勇于戰斗，敢于面對挑戰，不懼怕威脅。作為“善道”的代表，他與“魔道”勢不兩立，扶弱抑強，除暴安良，讓人們過上幸福、和諧、美滿的生活。他深受多民族民眾的擁護和愛戴，是他們共同崇拜與敬仰的對象。

此外，《格薩（斯）爾》基本上是圍繞英雄誕生、英雄成長、征戰、降妖伏魔、捍衛世間的和平安寧等故事展開的，而由此生發的團結統一、保家衛民、熱愛祖國、反抗侵略、反對掠奪等主題則呈現出深層的一體性，表達了中國各民族人民渴望國泰民安、團結和諧與共同發展的美好理想和愿望，集中體現了愛國愛民、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精神。如果將《格薩（斯）爾》呈現的多彩圖景比作一個充滿活力而茂盛的生命樹，那么主要人物、故事情節的框架和思想主旨的一致性則是《格薩（斯）爾》的根脈和主干，而操用的語言、具體的演述方式以及情節內容的差異性則是枝葉，《格薩（斯）爾》正是在這種一致性和差異性的互動中形成了一種樹形的富有張力的共生關系，多個民族以各自特有的精神文化和藝術創造為《格薩（斯）爾》的形成與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使《格薩（斯）爾》在人類文明和世界文學的長廊中光彩奪目。

中華民族“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組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各民族間，既相依相融又相互補充，形成了一種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多民族對《格薩爾》的共享與共創正是這種聯系在文學上實現跨民族、跨語言和跨區域的具體實踐，是中國各少數民族在文學交融互鑒中，潛移默化地共同熔鑄中華民族精神的展現。不同民族的《格薩爾》在主要人物、敘事結構、敘事主題和精神旨歸上基本相同，又在交流與接受中因各自民族的語言、歷史、文化和地域等因素的不同而呈現出地方性的差異，這種一致性和差異性交互作用有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在與漢族文化的交融互鑒中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格薩爾》的傳承與流布既體現了各少數民族文學之間的交融互鑒，也體現了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族文學之間的交融互鑒，更有對中華民族共享共創的文學的認同。在藏族與漢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格薩爾》很早為漢族所知曉與接受，《清稗類鈔》中迷信類的條目“蠻三旺”是較早記載格薩爾故事的漢文典籍。漢族民眾曾經將《格薩爾》稱為《蠻三國》，將格薩爾稱為蠻關公，而漢族的關帝在藏族地區逐漸在地化，被塑造成格薩爾的形象。這些現象體現了共同生活在特定空間的藏族、漢族對各自文學文化的相互認同和深層的交融，鞏固了中華民族文學多元一體的歷史格局。

從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爾可汗傳》中的漢文和人物插圖可以看出漢族文學對蒙古族文學的影響。這個北京木刻版是《格斯爾》最早以書面文字形式刊刻印行的版本，正面板框的右一欄有從上到下依次書寫的漢文“三國志”和漢文頁碼，見圖1:

圖1 1716年北京木刻版《格斯爾》卷一第3葉上

扉頁的右側是霍爾穆斯塔騰格里及其兩位侍童，左側是格斯爾和巴日斯巴特爾，他們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參照《三國演義》中關云長和張翼德的形象繪制出來的，見圖2:

圖2 1716年北京木刻版《格斯爾》扉畫

封底是叉爾根、嘉薩—席克爾、伯通和安沖四位英雄的畫像，每位英雄的兩邊各站著一位侍從，其中伯通穿著長袍，頭戴冠帽，手持一把羽扇，像極了《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見圖3:

圖3 1716年北京木刻版《格斯爾》拖尾畫

這種將《格斯爾》視為《三國志》和把《格斯爾》中的英雄摹繪成漢文《三國演義》中英雄形象的現象展示了蒙古族對漢族文學的主動接受與吸納，增強了具有強大向心力如同星團星系般的中華文明的凝聚力，促進和鞏固了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

在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格斯爾》與漢族文學還共享著許多故事和母題，體現了漢族和蒙古族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情感和精神傾向以及價值追求。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爾可汗傳》中格斯爾將女妖變成一頭毛驢的故事則源自唐傳奇中板橋三娘子的故事，它們的敘事結構高度同一，都是由女人邀請男主人公來家中或店中做客、男主人公沒有吃下女人給他準備的具有魔法的燒餅或餑餑、將具有魔法的燒餅或餑餑與沒有魔法的燒餅或餑餑調換、女人吃下了具有魔法的燒餅或餑餑、女人變成毛驢等共同的母題組成。這種對漢文學的吸收推動了蒙古族文學的發展，也推進了蒙漢文學互融互鑒和相互之間共享共創的文學的發展，最終對中華文學認同的發展和鞏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格薩爾的神奇誕生形式多樣，但與漢族英雄神奇誕生的敘事在情節與結構上高度同構，有共同的旨向與歸依，主要由特殊而神奇的方式誕生和某種超自然的方式成長兩個要素構成。在下拉達克本《格薩爾》中，天神帝釋天派遣自己的第三個兒子頓珠下凡，僧倫的妻子果薩拉姆吞下了落在她碗中的一顆冰雹，而后生下了格薩爾。這種感生神話也見于《商頌·玄鳥》。帝嚳的妃子娀氏之女簡狄吞玄鳥的遺卵而懷孕，生契。在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爾可汗傳》中，茍薩—阿木爾吉拉沿著巨人的足跡走進一座大山的山洞里，看到了一個手持虎斑旗、頭戴虎斑帽、身穿虎斑袍子、腳蹬虎斑靴的巨人，回到家后開始懷孕，肚子變大，誕下了格斯爾。這與漢族姜嫄履巨人的足跡受孕而生后稷的神話有著共通之處。漢族、蒙古族、藏族的英雄誕生故事呈現共同敘事結構在于他們出于同一個文化母體，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他們將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深入和內化到各自的文學創作實踐中，強化了中華民族深層的一體性。

另外，《格薩爾》以不同的方式講述與書寫了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有著自覺自在的認同意識，書寫了“中華民族一家親”的情感表達。在《誕生花花領地》中，僧倫迎娶漢族姑娘拉嘎卓瑪為妻子，生下兒子奔巴·嘉擦協嘎。當奔巴·嘉擦協嘎長大成人時，他的漢皇舅舅將他召集到漢地，將駿馬、寶刀、鎧甲、金銀、茶葉、綢緞等賞賜給他，囑咐他“遇到強敵要壓服”，“扶弱要像父母般”，“辦事正直要像刀劈竹”，“執法公正要無近和遠”，“勿謀求私利圖財產”，“兄弟三人要共存榮”等。奔巴·嘉擦協嘎時刻不忘他與漢族有著親密的血緣關系。當霍爾入侵嶺地時，他請求敦族伯父總管派遣他去視察敵情，用善品六變調自豪地高唱舅情誼：“我與拉烏姜王子，是漢地三外甥。勃鴿孔雀曲霞馬，是漢地王御馬種。雅司阿司和古司，是漢王的御用刀。我們三個漢外甥，沒有一個是孬種。射箭無不是能手，十八般武器樣樣通。”這些唱詞是藏漢關系的歷史和現實的藝術再現，強化了藏漢之間血肉相連的情感聯結。

格薩爾是奔巴·嘉擦協嘎同父異母的弟弟，是僧倫和龍女果薩拉姆的兒子。他收到了漢地公主的求助信后，決定到漢地焚毀妖妃的尸體，幫助漢地解除妖患。他戰勝種種困難，先后找到木雅國的寶物、香巴鳥的女兒、避暑的寶衣、阿賽的松玉石發辮等焚尸除妖所需要的助手和寶物，然后啟程到漢地。在漢地，他使用各種神通順利通過了漢地皇帝的試探與考驗，幻變成了一只金剛大鵬鳥飛入皇宮之中，將妖妃的尸體運出了皇宮，用檀香木、芝麻油等燃料將其焚化。而后，他在漢地宣揚佛法，為漢地民眾帶去幸福與安樂。這個故事是藏漢友誼的藝術贊歌，是藏漢互幫互助、同舟共濟的歷史呈現，也是他們結成緊密而溫暖的共同體的真實反映。

當漢地皇帝要將江山交給格薩爾時，他婉言拒絕，唱道：“我嶺地大王格薩爾，并不是為了錢財到加地，也不是貪戀加地的美女，只是為了加嶺兩地的友誼。加地的疆土我無心要，加地的王位我無心坐；我只想執行天神的命令，解除眾生苦難心里就歡愉。”它強調了藏漢之間彼此尊重、和衷共濟、和睦共生的關系，是藏漢之間弟兄關系的行動實踐。對藏漢之間的茶葉貿易的敘述屢見于《格薩爾》，這種經濟生活的交往并非是虛構和想象出來的，而是建立在具體歷史與現實生活基礎之上的。自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通婚后，藏漢兩地的茶馬互市、絲綢貿易等商貿活動漸漸頻繁起來。在漢地茶商遭受霍爾人的劫掠時，格薩爾給他們提供了可靠的保護，讓他們來去都“不受霍爾土匪搶奪掠劫”。格薩爾還打通了一條通往漢地的通道，誠摯地祝愿“加嶺兩地常和好，香茶駿馬常交易”。這些敘事真實記錄與反映了藏漢之間在自然地域上毗鄰而居，在生計方式、經濟貿易等方面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共生、共榮、共享、共融的生活情態與依存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正因為如此，中華文明才具有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才可久可大、根深葉茂。”中國各民族生存生活在一個共同地域，相互之間的經濟交往交流交融密切并互為依存，各民族文化互相影響、兼收并蓄，各民族在情感上有著天然的相互親近關系，這些是《格薩爾》在多民族之間流播的內生動力。《格薩爾》與漢族文學的交融促進了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族文學之間的相互認同，將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增強他們對中華文化的向心力，加深他們對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高度認同，鑄牢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生成與發展的根基。

三、當代《格薩爾》的搜集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再實踐

《格薩（斯）爾》搜集整理和研究的過程是促進中國各民族文學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增強中華文化的凝聚力、強化中國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意識的過程，是貫徹落實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民族關系理念的具體實踐。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賈芝、其木德道爾吉、尤·齊木道吉、王沂暖、巴·布林貝赫、仁欽道爾吉、安柯欽夫、卻日勒扎布、楊恩洪、降邊嘉措、王興先、斯欽孟和、烏力吉、巴雅爾圖、格日勒扎布、蘭卻加、朝戈金、斯欽巴圖、寧梅、鐘進文、諾布旺丹、塔亞、陳崗龍、李連榮、王國明等百余位學者致力于《格薩（斯）爾》的組織、搜集、整理及研究工作，逐步形成了由漢族、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多民族學者構成的研究隊伍，成果蔚為大觀。這不僅是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與文藝政策的典范，更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再實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黨和國家確立了民族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的民族政策，并將它切實地貫徹在各項民族工作和民族國家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之中，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格薩爾》作為中華民族文學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受到了相應的重視。1956年，老舍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上作了《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的發言，高度評價《格薩（斯）爾》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地位。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為了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獻禮，在1958年制訂了編纂“中國歌謠叢書”和“中國民間故事叢書”的計劃，其中將《格薩爾王傳》《格斯爾傳》分別交由青海、內蒙古自治區負責定稿及寫序工作。中共中央宣傳部將此計劃批示下發給各省、市、區黨委宣傳部，青海省文聯根據青海省委宣傳部的指示，組織成立了民間文學研究組，對全省的《格薩爾》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調查、搜集、翻譯、整理，截至1966年7月已搜集到的《格薩爾》木刻本和手抄本計有150多部，其中包含了同一個部本的不同異文本。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高度重視中共中央宣傳部于1958年12月下達的指示精神，積極組織區內專家，發現和搜集到北京木刻本、北京隆福寺本、烏素圖召本、諾木其哈敦本、衛拉特托忒本、咱雅本以及鉛印刊行的《嶺格斯爾》等重要而珍貴的《格斯爾》版本，對琶杰演唱的80個小時的《格斯爾》進行錄音等。與此同時，《格薩爾》的研究者主要以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觀為批評方法，闡釋《格薩爾》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強調了《格薩爾》的人民性。這一個時期的《格薩爾》搜集與研究成果對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中國各民族文學對中國文學的豐富與發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1977年至2000年，《格薩爾》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進入一個新時期，搜集整理工作得到穩步推進，研究呈現了新局面，許多厚重的原創性論著相繼問世。1984年全國《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成立，由國家民委、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社會科學院四個部門的相關領導和《格薩爾》流傳地區的七個省（區）的有關領導共同組成，專門負責組織、協調、指導和領導全國的《格薩爾》工作，1990年更名為“全國《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與此同時，西藏、青海、四川、甘肅、云南、內蒙古、新疆等七個省（區），先后成立了相應的各級《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全國《格薩爾》搜集工作自此步入正軌，至2000年已取得較為輝煌的成就，如搜集到藏文的木刻本、手抄本、錄音記錄本等各種在內容上不相同的藏族《格薩爾》文本120部，藏族史詩說唱藝人說唱《格薩爾》的錄音計有5000多個小時，由西藏人民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甘肅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等出版的藏文《格薩爾》105部、蒙古文《格斯爾》25部，《霍嶺大戰》《南贍部洲雄獅大王傳》等眾多漢譯本相繼涌現。這些搜集整理出版成果為《格薩爾》在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廣泛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格薩爾》進階為中華民族共享的文學藝術符號提供了重要的前提。與此同時，《格薩爾》的產生年代、人物形象、主題思想、情節結構、語言藝術及其所反映的社會歷史文化內涵等諸多學術話題相繼得到較為充分的討論，其中研究者對不同民族的《格薩（斯）爾》從人物、情節、主題、藝術特色等不同角度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比較研究，在關注不同民族的《格薩（斯）爾》在《格薩（斯）爾》這個文學共同體中各自具有的個性的同時，研究者注意到了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促進了《格薩爾》在中國多民族的口頭傳統之間的傳承與流布。在探析不同民族的《格薩爾》特殊性的基礎上，研究者還強調不同民族的《格薩爾》是中華民族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新世紀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格薩爾》的保護傳承弘揚。2006年，《格薩爾》進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9年，《格薩爾》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格薩爾》的保護和傳承由此迎來了蓬勃的生機，搜集整理、研究、數字化建設等與它們相關的工作接踵展開。搜集、整理、涵蓋的內容更為廣泛和全面，包括漢譯本在內的出版成果也更為豐富，對《格薩爾》各自的演述傳統、演述語境以及文本的具體分析與解讀日益精細和深化，對《格薩爾》呈現的交往交流交融相應地給予了足夠的重視。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格薩爾》《瑪納斯》《江格爾》在傳承、保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及培育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重要作用，將其譽為“震撼人心的偉大史詩”，對其在中國文學文化史上的地位給予高度的評價，將其與“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偉大文藝作品”并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格薩爾》的關懷，對《格薩爾》與中華民族認同的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為不斷推進《格薩爾》呈現出的多民族交融研究提供了前行的動力。

《格薩爾》是中國多民族共享的復合型史詩，是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凝聚中華民族精神的紐帶。民眾對史詩的認同是一個連續性的范疇，又是一個變動性的范疇。某個特定民族對本民族的某部史詩持有的認同一旦確立，那么它便深深根植于民眾的內心，成為他們心理和精神上的認知與情感。同時，它又是不斷發展的，處于“進行中”的狀態，會流播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區域，演進為更多民族和更多區域所共享的史詩，《格薩爾》是其中較為顯明的范例。《格薩爾》的流布清晰、完整地呈現出了少數民族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漢族文學對少數民族文學的影響、少數民族文學對漢族文學的影響，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多民族之間相互理解、相互欣賞、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的具體體現，對于深刻認識和理解中國各民族在文學文化上相互交融、美美與共的歷史和現狀有著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進一步說，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新時代背景下，應該重點關注《格薩爾》這種體現多民族文學交融的文化現象，讓它更好地發揮促進多民族文學交融的示范作用，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作出獨特的貢獻。

首先，應該有意識地加大將《格薩爾》翻譯成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力度，切實地推動《格薩爾》由區域性向多區域，乃至國內全境傳播，使《格薩爾》進教材、進課堂、進校園，由多民族共享走向中華民族全民共享。其次，隨著新技術的進步，應該充分運用抖音、快手、微視頻、微信公眾號等新媒介和電影、動漫、電視劇、廣播節目等藝術形式對《格薩爾》進行宣傳、展示、展演，使《格薩爾》廣泛走進民眾生活中，使之成為中華民族共享的文化符號。再次，需要全面挖掘、整理和闡釋《格薩爾》多民族交融的史實，揭示其在中國各民族團結、和諧共處、共同繁榮等方面起到的積極作用，進而為更好地促進當下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學術性支撐。也就是說，應該整體地描繪和研究《格薩（斯）爾》在各民族中傳播的情況，從“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情感上的相互親近”等方面客觀地闡釋藏族史詩《格薩爾》為何會在中國境內多個民族之間流傳、以何種方式流傳以及流傳的結果是什么等問題，總結其間蘊藏的某些內在規律，深化對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的認識。

總而言之，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格薩爾》被選擇出來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性符號，不僅指涉特定的史詩演述傳統，而且超越它自身的內容和形式所呈現的傳統內涵，已然超越個人的認同、區域的認同以及某個特定民族的認同的疆界，升格為堅定中華民族文化自信和強化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要資源。應該自覺地將《格薩爾》置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特定時空中進行綜合性考察，多向度地分析《格薩爾》通過哪些路徑承載和表達中華民族認同的宏大敘事，而且要將它的這種認同功能與當下的日常社會生活密切地聯系起來，闡述人們是如何觀察、認識、思考以及對待和使用《格薩爾》，使其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